音乐，自然，诗歌，书籍，嘉友，去中国的旅行和美好的家庭生活…我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我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我在荷兰西部城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我的父母最初在海牙经营一个自行车店铺，之后全家（包括我和我六岁的姐姐）搬到了荷兰东南部的布拉班特。在那我的父亲最终成为一个工厂经理兼工业设计师。我的父母都是朴实热心的人，有幽默感，性格随和。他们以自由和批判性探索的精神养育了我，但充满信任和乐观。对于这些禀赋，我永远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的中学时光在斯海尔托亨博思及布拉班特的一些其他乡镇度过，伴随着一个少年的萌动情思及对音乐和文学的热情。我对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如饥似渴，从德沃夏克到西贝柳斯，但不久后也找到通向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音乐的道路，通向维也纳经典和摩登时代，从斯特拉文斯基到披头士，以及更多其他的… 我学习拉小提琴，买了我的第一份音乐谱子，尝试去解读巴赫赋格曲，马勒交响曲和巴托克弦乐四重奏等作品中的建筑秘密。如果我不在学校学习或者闲暇时在我家附近的野外漫步寻找狐狸和小鹿，我就会无止境的坐在我的房间里广泛涉猎成千上百本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史诗般的小说。我逐渐喜爱上了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小说，同时学习了多门外语。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就是翻译挪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的小说。
我一直对这些事物充满热情。我本来想成为一位音乐家或作家，或者要么一个音乐学者和记者。多年来我发现一直很难抉择，持续不断的在音乐和文字的王国里纠结。还有一件事情一直触动着我：对大自然与日俱增的喜爱，尤其是观鸟。我养成了一个爱好，在恬静的大自然中散步，从遥远的山区，到沿着荷兰的壮丽河流。
音乐学者和记者这两个职业最终成为我生命中的主要职业。我在乌特勒支大学度过了一段时光，加入了学生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然后开始为乌特勒支和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报纸撰写专业文章，主要在实践中接受这些领域的教育。我的创作主要是关于艺术和音乐，有时也涉及科学方面。在莱顿我曾做过几年一个医院杂志的编辑。
一切都在1985年我和Antoinet（施聂姐）相遇后改变了，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施聂姐曾经在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一个眼睛里闪着光芒，充满能量的绿眼睛女孩，她欢快的笑声至今仍然回荡在我耳边，尽管她2012年不幸逝世于癌症，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当我们在莱顿的一个学生合唱团第一次见面时，她和我一起分享了对于音乐的强烈热情，并使我认识了带给她灵感的领域：中国。那对我意味着生命中的一个新篇章，决定了我后来生命中三十年乃至更久发生的一切…
我加入了施聂姐1986年在中国的第一次音乐田野研究，我的心同时迷失在了她和那里的风土人情中。我可以有把握地说那是双重的爱，一部分从她的眼里和智慧里经历到，同时整个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经历。
我们共同的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的私人图书馆，拥有大量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和唱片，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档案库，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莱顿市中心单独购买了一栋房子。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我们建立了CHIME，一个世界性的为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我们开始组织和支持关于中国音乐的各种节日，会议和展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几乎每年一起去中国，要么几个月，要么半年甚至更长。我们做了大量关于中国民间音乐的田野调查，还有关于皮影戏剧院，茶馆丝竹，中国当代作曲家等等。我们也撰写了大量文章，制作了电影，施聂姐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后来几乎是奇迹般地，我们腾出时间建立了家庭，养育了一个儿子(Elias，生于1998年)和一个女儿(Nuria，生于2003年)。
2012年，施聂姐不幸患癌症两年后逝世。但是CHIME的工作，以我们对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家的共同热情所建立的一切，显然还需要继续。我们已经举办了很多音乐节，给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 我们自己的会议也曾把我们带到世界各地，布拉格，巴黎，威尼斯，伦敦，还有很多城市，甚至亚洲和美国。我们的期刊已经成为优秀出版物，CHIME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我无法放弃这一切的工作和前方的任务，虽然我在其中深切思念我的爱人！
因此，我继续前行。自从2012年后，已经有更多的音乐会和会议在奥胡斯，威尼斯，日内瓦等地举办。
我目前正在建立一个中国音乐的国际网站，与一支国际化的学者团队合作，还有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当然未来还有更多项目，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生活没有座右铭，但我可以想到很多。如果让我选择一条，那就是：More light!
